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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西南联大见证过的生活细碎和文人风骨，燕园的左邻右舍与她的跌宕人生。
“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这是“父辈和我的故事”，今天，我把我九十七载的岁月，讲给你们听。
东方女性血肉中的坚韧与风骨，至亲已逝的回忆，生命永恒的豁然……她站在97岁的光阴里，回望长路星霜。
01，独一无二的视角：亲历20世纪风云变幻的97岁女性作家回忆文集。
02，双重身份的光环：哲学大师冯友兰之女 茅盾文学奖得主。
03，宏阔的历史画卷：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民族命运紧密交织，是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烽火弦歌。
04，深刻的精神内核：展现东方女性特有的、植根于血肉的坚韧、风骨与文心。在时代巨变、至亲凋零、个人磨难中展现的生命韧性。
05，鲜活的历史细节：复活西南联大黄金一代的文心傲骨，记录烽火硝烟中的弦歌不辍。
06，跨世纪的桥梁：连接冯友兰代表的传统文脉与现代读者，传递文明最坚韧的纤维。
07，四时轮回间的永恒：四个章节，春卷，夏章，秋篇，冬辑。以四季为经纬，织就一部知识分子的生命编年史。四时轮回间，一个家族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年轮清晰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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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97岁的宗璞以四季为经纬，串联起一部跨越世纪的个人与民族精神史诗。
从清华园襁褓中的婴孩，到西南联大硝烟里的少女；从清华图书馆的书香浸润，到昆明乡间炮火中的炊烟；从亲友渐行渐远的沉寂，到年迈后沉浸书香的孤寂——宗璞用《春卷》《夏章》《秋篇》《冬辑》四个部分，织就知识分子的生命编年史。书中不仅有清华园的青草、圆明园的断柱、昆明乡村的烟火，更镌刻着冯友兰、闻一多等一代文人的风骨，以及战火中课堂的读书声、燕园左邻右舍的温情。
这不仅是“父辈和我的故事”，更是一代人在战火、动荡与重生中写给未来的长信。
“轰炸声中听课，油灯下写诗”
宗璞以亲历者视角，复活西南联大黄金一代的文心傲骨，重现一个民族在废墟里守护文明火种的热血年代。
“四时轮回间，一个家族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年轮清晰可触。”
回望山河故人，往事如梦。从清华园的春柳到燕园的秋霞，从昆明蜡梅香到京西槐花雨。宗璞以四季为经纬，织就一部知识分子的生命编年史。
“不息地前去即是目的”
这本书是东方女性血肉中的坚韧与风骨。在至亲凋零、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她用文字证明真正坚韧的力量。
“一个家族藏书阁的倒塌与重建，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烽火弦歌”
在昆明，宗璞亲见闻一多等西南联大黄金一代在山河破碎之际苦撑危局。
在北平，她又见证着燕园师生于书斋内传承家国文脉，风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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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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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原名冯钟璞。当代作家。1928年生于北平。1938年随母赴昆明，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附中。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文艺报》《世界文学》杂志任编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著有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百万字史诗性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童话、诗歌等系列作品。其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三生石》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优秀短篇小说奖；《丁香结》集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总鳍鱼的故事》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宗璞既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滋养，她的作品蕴含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宗璞文集》全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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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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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卷·根脉初萌——槐香入骨，文心初醒
夏章·烽火铸魂——硝烟淬骨，风雷入墨
秋篇·燕园长守——石铭树证，学脉深耕
冬辑·天地行吟——目尽山河，心纳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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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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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藏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幼时觉得树高草密，一条小径弯曲通过，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树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厅后荷花池。我们曾把折好的纸船涂上蜡，放进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从没有一只船到达。
先父冯友兰先生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已经载入史册。他自撰的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一生都在学校工作，从未离开教师的岗位，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和清华分不开的，是和清华的成长分不开的。这是历史。
一九二八年十月，他到清华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号居住，一九三〇年四月迁到乙所。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抗战时，全家随学校去南方，复员后回来仍住在这里。我从成志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到清华大学，已不觉得树林有多么高大，溪水也逐渐干涸，这里已不再是儿时的快乐天地，而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父亲离开了清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
清华取消了文科，这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还是非常痛心。那时清华的人文学科，精英荟萃。也许不必提出什么学派之说，也许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长期在一起难免互有熏陶，就会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不要说一个学科，就是文、理、法、工各个方面也是互相滋养的。单一的训练只能培养匠气，这一点越来越得到共识。
父亲初到清华就参与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华的归属问题，从隶属外交部改为隶属***。他曾作为教授会代表到南京，参加当时清华的董事会，进行力争，经过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和大家的努力，最后清华隶属***。我记得以前悬挂在西校门的牌子上就赫然写着“国立清华大学”。了解历史的人走过门前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清华大学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亲最有创造性的日子。除教书、著书以外，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哲学系主任，从一九三一年起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父亲任文学院院长长达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职务。十八年的日子里，父亲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现在还少研究。我只是相信，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们是有眼光的，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一个无作为、不称职的人。
在清华校史中有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一九三〇年，罗家伦校长离校，校务会议公推冯先生主持校务，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吴南轩奉派到校。又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底，临近解放，梅贻琦校长南去，校务会议又公推冯先生为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主持校务，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冯先生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爱学生。他认为清华学生是最可宝贵的，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伤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进步学生免遭逮捕。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当时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平安度过了搜捕之夜，最近出版的《姚依林传》也记载了此事。据说当时黄诚还作了一首诗，可惜没有流传。临解放时，又一次逮捕学生，女学生裴毓荪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记得那一次军警深入内室，还盘问我是什么人。后来为安全计，裴毓荪转移到别处。七十年代中，毓荪学长还写过热情的来信。这样念旧的人，现在不多了。
学者们年事日高，总希望传授所学，父亲也不例外。解放后他的定位是批判对象，怎敢扩大影响。但在内心深处，他有一个感叹，一种悲哀，那就是他说过的八个字：“家藏万贯，膝下无儿。”形象地表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文化的断裂。可以庆幸的是这些年来，“三史”“六书”俱在出版。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明知冯先生已去世，但他读了“贞元六书”，认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写作者的名字。
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他虽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和孩子们的接触不很多，但我们却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记得一次和弟弟，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时我们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我们可能发出了什么响声，父亲忽然叫我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个故事，题目是《铸镜人之死》。我想，铸镜人也会像铸剑人投身入火一样，为了镜的至臻完美，纵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日午时”）化为镜的精魂。不过又有多少人了解这铸镜人的精神呢？但这故事大概也会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样，埋没在脑海中了。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父母分工，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短诗一天一首，《长恨歌》《琵琶行》则分为几段，每天背一段。母亲那时的住房，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记得早上上学前，常背着书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亲的镜台前，背过了诗才去上学。
乙所中的父亲工作顺利，著述有成。母亲持家有方，孩子们的读书声笑语声常在房中飘荡。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这个家还和社会联系着，和时代联系着。不只父亲在复杂动乱的局面前不退避，母亲也不只关心自己的小家。一九三三年，日军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们赶制寒衣，送给抗日将士。一九四八年冬，清华师生员工组织了护校团，日夜巡逻，母亲用大锅熬粥，给护校的人预备夜餐。一位从联大到清华的学生，许多年后见到我时还说：“我喝过你们家的粥，很暖和。”煮粥是小事，不过确实很暖和。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虽然现在草还不很绿，我还是感觉到暖意。这暖意是从逝去了而深印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来的，是从父母的根上来的，是从弥漫在水木清华间的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和庇荫来的。我倚杖站在小溪边，惊异于自己的老而且病。以后连记忆也不会有了，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三幅画
戊辰龙年前夕，往荣宝斋去取裱的字画。在手提包里翻了一遍，不见取物字据。其实原字据已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代替的是张挂失条，而现在连这挂失条也不见了。
业务员见我懊恼的样子，说，拿走吧，找着以后寄回来就行了。
我们高兴地捧了字画回家。一共五幅，两幅字三幅画，一幅幅打开看时，甚生感慨。现只说这三幅画。
三幅画均出自汪曾祺的手笔。
老实说，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我从不知汪曾祺擅长丹青，可见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原只知他不只写戏还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旧诗，是个多面手。四十年代初，西南联大同学排演《家》。因为兄长钟辽扮演觉新，我去看过戏。有两个场面印象最深，一是高老太爷过世后，高家长辈要瑞珏出城生产，觉新在站了一排的长辈面前的惶恐样儿。哥哥穿一件烟色长衫，据说很潇洒。我只为觉新伤心，以后常常想起那伤心。一是鸣凤鬼魂下场后，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间，敲响了锣，锣声和报着更次的喑哑声音回荡在剧场里。现在眼前还有老更夫的模样，耳边还有那声音，涩涩的，很苦。
老更夫是汪曾祺扮演的。
时光一晃过了四十年。八十年代初，《钟山》编辑部举办太湖笔会，从苏州乘船到无锡去。万顷碧波，洗去了尘俗烦恼，大家都有些忘乎所以。我坐在船头，乘风破浪，十分得意，不断为眼前景色欢呼。汪兄忽然递过半张撕破的香烟纸，上写着一首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我曾要回赠一首，且有在船诸文友相助，乱了一番，终未得出究竟。而汪兄这首游戏之作，隔了五年，仍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
一九八六年春，偶往杨周翰先生家，见壁悬画图，上栖一只松鼠，灵动不俗。得知乃汪兄大作时，不胜惊异。又有一幅极清秀的字，署名上官碧，又不知这是沈从文先生笔名。杨先生则为我的无知而惊异，笑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实在是的，我常处于懵懂状态，这似乎是一种习惯。不过一经明白，便有行动，虽然还是拖了许久。初夏时，我修书往蒲黄榆索画，以为一年半载后可得一张。
不想一周内便来了一幅斗方。两只小鸡，毛茸茸的，歪着头看一串紫红色的果子，很可爱。果子似乎很酸，所以小鸡在琢磨吧。
这画我喜欢，但不满意，怀疑汪兄存有哄小孩心理，立即表态：不行不行，还要还要！
第二幅画也很快来了。这是一幅真正的赠给同行的画，红花怒放，下衬墨叶，紧靠叶下有字云：“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画中花叶与诗都在一侧，留有大片空白，空白上有烟灰留下的一个小洞。曾嘱裱工保留此洞，答称没有这样的技术。整个画面在临风自得的恬淡中，却有一种活泼的热烈气氛。父亲看不见画，听我念诗后，大为赞赏，说用王国维标准来说，这诗便是“不隔”。何谓“不隔”？物与我浑然一体也。
我这时已满意，天下太平，不再生事。不料秋末冬初时，汪兄忽又寄来第三幅画。这是一幅水仙花，长长的挺秀的叶子，顶上几瓣素白的花，叶用蓝而不用绿，花就纸色不另涂白。只觉一股清灵之气，自纸上透出。一行小字：为纪念陈澂莱而作，寄予宗璞。
把玩之际，不觉唏嘘。谢谢你，汪曾祺！
澂莱乃我挚友，和汪兄也相识。五十年代最后一年，澂莱与我一同下放在涿鹿县。当时汪兄在张家口一带，境况比我们苦得多了。一次开什么会，大家穿着臃肿的大棉袄在塞上相见。我仍是懵懵懂懂，见了不认识的人当认识，见了认识的人当不认识。澂莱常纠正我，指点我这人那人都是谁；看我见了汪兄发愣，苦笑道，汪曾祺你也不认识！
澂莱于一九七一年元月在寒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缘由。我曾为她写了一篇《水仙辞》的小文。现在谁也不记得她了，连我都记不准那恐怖的日子。汪兄却记得水仙花的譬喻，为她画一幅画，而且说来年水仙花发，还要写一幅。
从前常有“性情中人”的说法，现在久不见这词了。我常说的“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的大白话，也久不说了。性情中人不一定写文章，而写出好文章的，必有真性情。
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
三幅画放到一九八七年才送去裱，到一九八八年春节才取回。在家里再翻手提包，那挂失条竟赫然在焉。我只能笑自己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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