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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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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汉武帝这个伟大时代，久处权力核心之内，司马迁基于自我抱负、学术素养、太史职责和父亲遗命，开始写作《史记》。但在撰写之际，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的摧残和压抑。如何超越现实桎梏，真实保留历史记录，是司马迁面对的难题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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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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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达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与《史记》的开创性价值不言自明。在本书中，逯耀东教授深入解读《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并寻绎《史记》全书架构安排、篇章联系、撰写方式及个别纪传背后的深意，抽丝剥茧，描绘出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如何借由《史记》的传世，既抒发自己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摧残和压抑的满腔抑郁，又基于学术素养、太史职责、父亲遗命与自我抱负，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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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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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耀东（1932—2006），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等。主要作品有《抑郁与超越》《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肚大能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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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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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抑郁与超越
《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
一、司马谈、迁父子校书秘阁
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三、司马迁探索孔子成六艺
四、“通古今之义”与“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的“今”之开端
一、“古今之变”与《今上本纪》
二、《魏其武安侯列传》与罢黜百家
三、《儒林》《酷吏》列传与“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武帝封禅与《封禅书》
一、“贤良方士诏”与封禅
二、“尽罢诸儒不用”与太史公谈“留滞周南”
三、《封禅书》与对封禅材料的处理
《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
一、《匈奴列传》的次第
二、《韩长孺列传》与马邑之战
三、《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六郡良家子
四、《平津侯主父列传》与朔方置郡
五、余论
对匈奴问题处理的限制
一、“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二、“唯在择任将相哉”
三、“仆与李陵俱居门下”
列传与本纪的关系
一、《史记》列传与“拾遗补艺”
二、列传与魏晋别传
三、列传与本纪
史传论赞与“太史公曰”
一、史传论赞的性质与《左传》“君子曰”
二、“太史公曰”与司马迁的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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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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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抑郁与超越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
汉武帝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后元二年（前八七），在位共五十四年。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元封元年（前一一○），司马谈任太史前后恰三十年。司马谈卒后，司马迁继任太史，至征和二年（前九一）《报任安书》说：“得待罪辇毂之下二十余年矣。”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司马迁或也在此时前后不久弃世。
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侍从武帝左右，或从巡幸天下，或侍议中廷，前后经历了整个汉武帝时代。司马氏父子因为职务的关系，久处于政治权力结构中心之内，他们虽然不是决策者，却亲历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些重大历史变动，感受更深。而且记录与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将这些亲历的历史变动记录下来。所以，司马谈临终对这个愿望仍念念不忘，嘱托司马迁他所欲论载的，亦即其个人所经历的汉武帝时代。其后司马迁继承其遗志，“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开始撰写《史记》，其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其所欲撰写者，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汉武帝时代。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祸”，内心郁结，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让后人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对现实政治“微文刺讥”，因而视《史记》为“谤书”。当然，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个人际遇的郁结，有意或无意融于《史记》中，也是非常可能的。至于“微文刺讥”，诽谤今上，即使他想这样做，在当时现实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不可能的。不过，《史记》虽非专为司马迁个人郁结而发，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遭受现实政治的压抑，并且身受其摧残。如何超越现实的桎梏，在不触犯时讳的情况下，保留当代历史的记录，是司马迁颇费思量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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