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1799—18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于格拉斯哥大学、哥廷根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却对希腊解放事业充满热情，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追随拜伦勋爵，后定居希腊。他积极投身希腊的国家改善计划，但收效甚微，此后便将注意力转向历史研究，其七卷本巨著《罗马征服以来的希腊史：前146—1864》被视作吉本以来英国史学界最伟大的著作，也成为研究希腊历史、罗马帝国后期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历史无法绕过的经典。
译者：吕厚量，爱丁堡大学古典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已出版专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独立译作《罗马革命》《汤因比传》《塔西佗》。
总序
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 1799年12月21日—1875年1月26日）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于新教商人与政府职员家庭，在苏格兰接受了启蒙教育，并先后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哥廷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深造，主攻法律学科。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的洗礼下，乔治?芬利成长为一位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具备法学、经济学与古典学学术背景，胸怀“爱希腊”情结与从政热情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并担任过英国雅典学院负责人，主持过基克拉底文明的遗迹发掘与文物整理研究工作。在投身于希腊民族革命与独立后初期的经济建设事业后，年逾五旬的乔治?芬利毅然退出政界与商界，倾注自己的后半生心血写就了《罗马征服以来的希腊史：前146—1864》（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这部七卷本巨著，记述了希腊地区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治下，以及民族革命时代的历史进程。
鉴于乔治?芬利本人作为希腊民族独立运动的目击者与参与者的特殊身份，《希腊史》第七卷所记述的内容，一直作为珍贵史料而受到19世纪希腊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乔治?芬利《希腊史》的前六卷，则由于出版年代较早、处理的题材相对冷僻，较少受到西方史学界的重视［于2014年将整套《希腊史》收入“剑桥文库”（Cambridge Library Collection）经典再版计划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慧眼识珠，或许是个极其难得的例外］。然而，译者认为，这部巨著的中译本的面世，对于中文读者了解19世纪西方史学的成就、希腊地区从被罗马共和国征服到建立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整体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以芬利为代表的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德意志大学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旧史》一文中，曾以痛心疾首的口吻总结过在民国思想史上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中国旧史学之“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诚然，中国古代史学的当代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梁任公当年振聋发聩的口号进行了学术批评与修正。然而，梁启超与乔治?芬利这样两位不同时空与文化背景中的史学家、思想界与实干家，能够生发出如此心有灵犀的相似史学见解，着实令人惊讶称奇。与梁启超的史学理想不谋而合的是，乔治?芬利同样渴望通过自己的史学著述，消除古往今来希腊史叙述模式中的“四弊”。他的巨著《希腊史》执着地在罗马帝国史与拜占庭史罗列的帝王将相家谱与宗教派系纷争中，追踪希腊民族、国家的来龙去脉与早期萌芽。他无时无刻不以同情、关切的目光留意不同时代里希腊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尤其是与他们的切身体验与感受息息相关的经济条件与精神面貌。乔治?芬利在《希腊史》中频繁运用古今案例对比的方法，在令读者感叹作者知识之广博、眼界之开阔的同时，引导他们去思索遥远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明确无误、实实在在的密切联系。此外，与大多数启蒙运动的旗手相似，在沉浸于对罗马史、拜占庭史与奥斯曼帝国史上的领土归属、币值变化与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的细致考证之余，乔治?芬利从未忽视对各个时代文化艺术成就与思想教育发展状况的观察，从未忘记表达自身誓与罪恶的奴隶制战斗到底的知识分子个人理想。
与爱德华?吉本的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乔治?芬利的《希腊史》提供了从中长时段的视角出发，观察、思考希腊语世界在从罗马帝国盛期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千余年间的版图变化、兴衰浮沉的相对完整且高度精练的叙述体系。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古典晚期”研究、拜占庭史研究等史学分支在20世纪成为显学并取得巨大突破，吉本与芬利的鸿篇巨制在很多细节方面已经过时。但同样无可辩驳的是，由于20世纪以来的史学潮流对宏大叙事风格的批判，加上传统叙事史学的衰落，撰写古典时代以降希腊世界通史的工作再未在英法德语学界推出过堪与吉本、芬利的名著比肩的成果。因此，对于初涉古典、中古希腊史的中文读者而言，乔治?芬利的《希腊史》仍是一部不可替代的入门参考书。
综观文艺复兴以来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启蒙运动时代构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不可替代与复制的重要转折点与成长阶段。近年来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则在不断突破传统历史叙述中以法国为启蒙运动唯一中心的陈旧模式，关注德意志、苏格兰等地区的启蒙运动为人类精神世界留下的宝贵遗产。乔治?芬利恰恰是同时经历过苏格兰与德意志启蒙运动洗礼的一位弄潮儿。就这样一位对于生平阅历着墨不多的知识分子而言，他倾注半生精力写就的《希腊史》便是自身精神面貌的最佳写照。透过乔治?芬利不加虚饰但始终热情饱满的文字，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位现实与精神世界中的勇敢斗士对于自由、文明和希腊人民深沉的爱，对于奴隶制、暴政与经济盘剥的切齿痛恨，并对他的崇高理想（即便它因不切实际而难以在他生前实现）充满敬意。
吕厚量
2025年2月4日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本卷序
即便在共同服从一个政权的时代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也是截然不同的。为了全面理解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相对文明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对这种区别了然于胸。
罗马人起初是一个由武士组成的部落。他们的一切制度——甚至包括与财产和农业相关的制度在内——都同战争有关。西罗马帝国（包括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由不同民族构成。在被罗马人征服的时代，他们要么处于较低的文明状态，要么已经臣服于异族。他们通常被视为低等族裔，其民族制度的框架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因此，西部帝国的行省居民失去了一切民族纽带，暴露于好战民族的入侵之下——后者一旦进入文明状态，便会努力寻求能够满足自身新需求的资源。因此，一旦罗马政权的军事力量无法驱赶这些外来者，行省居民便会面临被征服、奴役或灭绝的命运——一切取决于入侵蛮族的利益或政策。
在希腊人居住的东罗马帝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罗马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了民族制度体系的掣肘，因而连乡村居民也能拥有对本地事务的若干控制权。这种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小范围行政与治安自治权缓冲了帝国权威的压力。罗马人意识到帝国治理中的这些部门是完全按照与政治权威脱节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尽管希腊人的地方制度不如征服者的中央集权那样有力，它们却具备强大的活力。它们的民族性甚至一直维持到了罗马征服之后。而当罗马政权由于日益衰微，逐渐开始忽视其行政职责的时候，这种民族性又再度被唤醒。
然而，尽管罗马人在征服希腊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些民族性元素，改变罗马政权的时间也同样在调整着希腊人的制度。不过，罗马统治者、拜占庭皇帝乃至后来的法兰克王公和土耳其苏丹，都无法切断希腊民族代代相传的政治遗产。虽然这份遗产的价值确实在不断降低，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高贵的动机和坚忍的斗争仍让希腊民族恢复了自身的政治独立地位。
即便作为被统治民族，希腊人的历史仍然引人关注并富于启示价值。希腊人是古代世界的唯一现存代表。在物质与精神力量从地球表面清除了之前的所有同辈、朋友和敌人后，希腊人仍旧保有自己的家园、语言和社会组织。毋庸置疑，这些民族元素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制度。本卷的写作目标便是向公众展示古代制度对罗马政权统治下的希腊民族命运的影响，并努力说明其他因素是如何调整、支撑这些制度的。
在下文中，我们无法避免叙述已被吉本的才华描述过的那些事件。但分别研究罗马帝国和希腊民族的历史学家会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它们。二者的观察也许都是正确的，尽管由于我的能力和判断力欠缺，本书中的相关内容作为图景不那么精确，作为历史又不那么感人。同样的史实会促使我们对不同人物和不同时代得出各种论断。历史永远是无法穷尽的。尽管我们已经读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大量相关史料，并似乎深入研究过他们的作品，能够从同一批史料中发掘出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在本书引用相应参考著作的时候，我经常选择普通读者手头应该可以获得的现代作品。为了分析如今已有公论的事实或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往往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及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罗列一长串古代文献名目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184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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