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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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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新闻现场，记者面临什么？他将如何选择？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对犯罪领域的进入以及对高位失权者的报道，不仅让我们得见新闻事实的魅力，更获得了新闻方法论的启迪。这些视角独特的故事，绵密的逻辑与平时白描的文字让我们得以平静、公正地把这些采访对象当做人来分析，这些新闻事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价值，不单是一个犯罪事实，还有他们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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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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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谷，1987年，《长江日报》体育记者；1998年，《武汉晨报》编委；2000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主笔，现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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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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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贪官
贪官李纪周全记录
广西贪官网
李真:秘书的权力
李真:秘书的网络
马德卖官记
毒品
新生代毒枭
冰毒网
金三角变局
刘招华：欲望与死亡游戏
罪犯
温岭黑社会
危险的财富
刑警队长的罪与罚
张君分析
江湖
绯闻时代的女主角
凡人赵忠祥
债务人牛群
徐明是谁
财富
谁是有钱人
中国人的财富秘密
煤炭资本家的财富秘史
社会
交通厅长的“事故多发期”
人命与仕途
青基会的赢与亏
新闻笔记
调查李真
叙述马德
观察权力
新闻的方法论
三联的知识生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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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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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李纪周吗？”
“没有。”
“哦。他腿有点瘸，很明显。所以，这就有点奇怪了，他先当兵，然后进公安，这都是要健全的身体的啊……”
坐在公安部原治安局局长高旭家里，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如果对记者这个职业有点感叹，稍微喝点酒后，不免自得见过的陌生人多。采访过程中见过的大量交换过名片的陌生人，真正能够留下印象的，不多。不过，高旭是不会忘记的一位，多精彩的一个开头……李纪周任治安局副局长时，高旭是正局长，李的直接上司。一个半小时，和蔼的老先生有条不紊地讲述下来，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差不多都是可以引证的材料。讲完了，老先生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很简单，能够讲的，他都讲了，不能讲的，问也没用。
阳光挺好的那个初冬的下午，离开南露园小区，站在街边，我点燃一枝烟，想到那个词 ：核心信息源。所有有关李纪周众多片断的、零碎的信息，因为高旭而被证实或证否，李纪周的人生逻辑也因而清晰。
从事任何职业或许都有一个被“点燃”的时刻，这种戏剧性或隐或彰，各人自是不同。想起来，未来这份我还将继续的新闻职业，真正启动我的，是那本《万历十五年》——不是黄仁宇的叙述与史观，而是它书后附录的七页的参考书目。我一页页翻完这些书目，弃书而叹 ：真正的识见缘于此啊。没有每周阅读一册《明实录》（共 133 册）以及众多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新旧著作，黄先生又如何能从容讲述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种种，于我，借用佛语，大约就是：觉悟。因此机缘，再读那本讲述美国大媒体的厚书《掌权者》，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参加过越战战地报道的著者，赞叹的不是他的职业对手获得了普利策奖，而是对方每天采访人数与所记录的笔记（素材）比他更多——便有了职业性的醒悟，这才是这个职业的正当状态。如此一脉贯通而来，最终是布罗代尔给予了我对新闻职业的根本性定义，很简单，你拥有多少材料？——材料决定一切！
10 多年后，我来北京做记者，站在南露园小区外的街边，我有了点发现与进步 ：信息源其实是有级差的。这跟财富、知识与权力一样，信息掌握的多少，是有等级的。所以，有效率的职业方式就是，迅速地判断谁是核心信息源，同时找到机会去接触并最终开掘它。所谓新闻的方法论，其建构的基点在此，舍此，如何讨论与言说？当然，拥有足够或更多材料之后，借用历史研究的套语，你最终是“史料”的编辑者，还是发明自己的“史观”，在于你有什么样天分。
自然，觉悟是有分别的。
在 2001 年，把李纪周做成《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封面故事，或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的转载之多，至少于这本杂志是少见的。我的同事当时有疑问 ：你的李纪周，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样的疑问也困扰过我。按提问者的话语体系，李纪周这个故事，对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何在？在民主的进程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显然是疑问。
简单地解释一下，是必要的。武断一些来做个判断，新闻的操作其实一直在两个问题框架里游移 ：事实与价值。每个媒体都有不同形式的选题讨论会，相信每个有报道任务的记者对这样会议的苦恼，是职业的基本经验。我有时不免奇怪，这人人都头痛过的选题会，为什么就没有被充分地讨论过它为何会让大家如此痛苦不堪。回到选题会现场，记者所申报的选题，多数是刚刚发生的事件，常态是基本的事实说不够5句话；但是，这个时刻编辑必须做出判断，我们是否在这个选题给予投入。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时刻。记者呈述的是不完全的“事实”，编辑必须做出确凿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新闻这一职业永恒的悖论。如果失去对此的体察，从事这个职业，将长期处于蒙昧而痛苦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再细心一点，先来探究编辑如何作“价值”判断。20 多年前，我进入党报系统，一般而言，当时编辑主要由那些资深而成功的记者晋升而来，他们的经验构成了判断的来源。现在可能像我当年那样聆听前辈记者讲述报纸对权力人物排名顺序安排的机巧的机会不多了，很快，就我眼见着，他们 30 多年来“宣传”所积累的技术套路，被另一种“价值”观所超越。80 年代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新一代编辑成长起来了，这是新一波浪潮。这一代编辑来自“新启蒙”所获知识及其价值观，承接的思想资源是“五四”以来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理念。个案总是比综述精彩。在 80 年代，书生议政甚至有“行政”的机会。我
在香港大学读当年一位报告文学家的自传，这位供职于《人民日报》的记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当时自己在黑龙江如何对省委书记拍桌而起，写出轰动一时的大作。但重读当年的大作，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投机倒把，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两厢错位，人和妖俱灭，生死相隔，感叹造化弄人之际，不免对此等价值观生疑。当然，把记者这一职业做到仿佛钦差大臣的角色，对于当事人，自是人生快事。榜样是用来垂范的，书生议政一路下来，渐成潮流。这一路价值观与前述宣传之套路，看似反正，其实一路，都执着于媒体的权力，硬币的两面而已。稍后，都市报系列兴起，媒体的权力动机之外，多了甚至更占主导的商业动机，新一轮的受众至上价值观潮流亦由此生发。
我们很难将这三种价值观理解为替代，迄今，它们仍然是共存，各有范围不同。相信媒体从业者如有真诚检讨，我们各自的 C PU，大概不脱上述价值观笼罩。
编辑的价值观潮流如此，自然任何新闻，都可以用这个标尺测量一下。李纪周？对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何在，在民主的进程里又有什么意义？自不意外。我初进三联，听众位同事报选题，难免惊异，怎么个个都跟主编一样，高调意义不止。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言说策略而已，好让自己的选题能够速速通过，最后成稿是否如此，另说。
前述悖论，如此弥漫，我们应当更细心一些。仍回到选题会现场，其间悖论便会相对分明。那些尚且讲不够 5 句话的新闻事实，被迅速地高空作业给予了价值判断，结果难免时常会一脚踏空，事实怎么可能只是用来证明编辑的想象呢？聪明的记者或许会实现编辑的意图，事实如此之丰富，由编辑建构的那条逻辑线索，找到基本事实层的支持并不困难。但是，选题会仍然如此之痛苦，为什么？简单说，中国30年，特别是最近 10 年变化如此之迅猛，记者接触的是最为日常的变化，而我们一再用其实是曾经潮流的标尺，当然可能失效而形成冲突。再则，新闻之核心是“新”，如果是真正的“新”闻，那么它必然不会受拘于我们的标尺。这是这个职业的悖论关键。
改造编辑的“价值”观，如此说来，是不是言之成理呢？也许。但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很简单，事实与价值之悖论，是这个行业基础性事实，两者相互冲突才可能促进媒体进步。单单指责一方，很幼稚，换个角色你来试试？
回到我自己的新闻现场，当年去做李纪周这个选题，是朱伟给我的要求，于我是挑战，却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观察记者编辑这对权力结构，往往注意权力上端的编辑及其价值选择，如果将注意力投射于权力下端的记者，能否另开新面？职业角色其实没有绝对的上下，决定性的因素往往是看谁更有力量，权力是可以流变的啊。如果还用“觉悟”那个词，慢慢我认定，如何做记者，是我的兴趣与责任所系。真正去到现场的记者，一定不会去想这个材料有什么可垂之恒远的价值 ；这正如球员起腿射门，一定不会想到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脚一样。那么，记者面临什么？他将如何选择呢？
从武汉到北京入三联来做记者，基本的原因是觉得自己记者没有做够。现在想起来，变成真正周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一度被戏谑为“法制文学”，亦实非偶然。当时我是真的对罪犯有兴趣。勉强说来，这或许跟那本《刽子手之歌》有关，但激发我的兴趣的并非它的文学性和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标签，而是一种奇怪的好奇心 ：一般而言，我们正常人努力求上进，获得各种功名利益，是一种正向的作用力 ；但罪犯则不然，他们越是“成功”，可能离刑罚与死亡越近。对此，他们岂无自知？如果有此知觉，在这种负向作用力下，他们会呈现什么样的心理与行为状态？这个东西，远远超出我们正常人生边界，我好奇。
如果阅读意大利人龙勃罗梭与加罗法洛两本同名的《犯罪学》也能当成一种知识准备的话——龙勃罗梭的精华是他的实证认定“生来犯罪人”定律 ：“他们的犯罪性与生俱来，是由他们的生物特征所决定。”这类人的比例多少？龙氏后期将其降至 33%。这些准备，我所获取的“教条”，不是现代化与民主那些虚词，而是实在的 ：“犯罪无法简单归因”。既此，那些罪犯究竟由什么因素构成？这当然是对智力的一个重大挑战。进三联后，看南方某周末报写张君，将其犯罪归因为贫穷，自然讪笑。好，我也下场来竞技，表演一点有难度也有智力的报道吧！在这种冲动之下，有报道李纪周的机会，是一种幸运。
当时，我希望进入的领域倒也好玩，是禁毒。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毒枭们，是我实践寻找多因致果（犯罪）的好题材。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成本”，我终于有了信息源，可以去云南报道被捕的大毒枭谭晓林。这次没有见着谭本人，第二年我再去云南，去到看守所吃饭，刚坐定举筷，进来一个瘦小的四川人，眼神灵活，警官介绍说 ：“他就是谭晓林。”一切风淡云轻，自然而正常。我们一道吃了顿饭，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离开看守所，警官问感觉如何？我认同作为职业对手的那些警官们对谭的天分的赞美。这个领域在谭晓林平静的叙述里，你有机会得窥其真实状况。这一长时间的“投资”以及最终对谭晓林的报道，方便我有机会拿到高旭的电话号码，电话打过去，说明意图，对方稍加思索，便答应 ：来吧。这又使我有了进入报道那些高位失权者的机会。饶舌几句，将那些失权者称之贪官更准确，但这一词语在现实境况下所意味的俯视与仇视过甚，如果揭去这一标签，我们可能能够更平静也更公正地把他们当做人来分析。虽然他们比之正常，是负向的。非此，又如何扩大我们对人与人类的了解、理解与认识边界？
谭晓林的报道，很难说得上是成功的稿件。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信任建立，同样需要时间成本。在昆明的小饭馆里跟警员们搳拳喝猛酒，还去暧昧的小舞厅……第二天，这队警员们将与毒贩接货，双方都有武器，这一夜才是真正漫长的一夜。如何排遣内心的压力？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真正体会他们的紧张。用命去搏的职业，任何轻薄都是罪过，后来谭晓林的预审者跟我一道喝酒，几杯下去，大哭 ：我工作 5 年，大学同班同学已牺牲三位。如果毒枭们以及他们犯罪的多因是我的兴趣，那么这些警员们的工作，对毒枭们构成什么呢？当然是一种压力，如果更克制一些，将其称为“环境”，也是恰当的。
做完谭晓林报道后，第二年我又去了趟云南，去那个被描述成神秘而恐怖的“金三角”呆了 7 天。这是我们理解这些毒枭更重要的环境啊。犯罪的“多因致果”，环境——罪犯生长的环境、发生犯罪行为的环境以及组织结构的环境种种，在“多因”里实在占据大多比重。这才是认知最关键的桥梁。自然，如果我们将罪犯这个特定概念取消，任何新闻主角，当然亦可用同样的方式切入。我的采访经验与思考达成合格的报道结果，毒枭是刘招华，而贪官是马德。
这些报道俱在，无须多言。但这些报道出台的背景，却值一说。90年代后期，都市报系列兴起，媒体整体市场化趋向明朗。《三联生活周刊》2001 年真正成为周出杂志，当然可以认定是这一趋势的结果。这一轮商业主导的媒体变化，受众至上压力之下编辑的价值判断又呈何种面目？看上去，它以一种去价值化的方式作为开始。“现场”——那些灾害、事故与凶案的新闻现场成为新的动力来源，宣传以及对体制的挑战的权力价值观，似乎暂隐。站在当下这个时刻点来回溯，这种商业化趋向使媒体相对意外地进入了新闻更为本源的意义。举凡战争、灾害、暴力、情色、贪官渎职以及领导人更迭……这些人类所面临的未可确定的意外与冲突，才是新闻的起源啊。任何一种新闻叙事，如果没有“冲突”作为结构基础，其意义与价值建构，其实可疑。
那个时刻，一场空难，最快到达现场的除了国家民航局的官员，可能更多的就是各路记者，这其中当然也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现场”所代表的事件新闻，成为最大宗的新闻产品。在这一背景下，“核心信息源”的概念被理解与接受，变得容易而迅速。然后，这一轮突进之后，再进半步，媒体步履亦显艰难。唉，思想或者价值观，那有那么容易产生的。之后，都市报媒体发育出一个叫“时评”的东西，过去的杂文家都成了时事评论员了。这再一轮强化了“现场”的重要性——那些碎片式的信息一经刊布，即成评论家想象的根基，看上去，我们的舆论日益丰富 ；代价是，我们离事实越来越远。
如此大剂量而同质的事件新闻产品及其衍生物的供给，按经济学说法，边际效应迅速递减。加之，互联网日趋成熟，其发布时间之迅猛，使纸质媒体危机感成为话题。我同意一个说法，在互联网时代，核心信息源的价值也大打折扣，网络的“人肉搜索”以及可以随即发布的便利，那些艰难的寻找变得轻薄。速度压倒一切，新闻还没有开始，“时评”加上口水事实上已经将它结束。好莱坞的歌舞片《芝加哥》，早已将这一故事演过一遍。
记者面临什么？他将如何选择？在有了新闻现场这个开始后，它的答案 ：去尽量获取材料，材料决定一切——似乎已经确凿。但在这个时间压缩的年代，同质化产品、过度“口水”、网络的速度及其技术挤压，种种叠加现实下，材料真的还是决定一切的力量？
选择往往出之偶然。我进入三联之际，赖昌星几乎成为跨年度，而且是若干个年度的重要新闻，大家都是玩猜谜游戏，谁是赖式多米诺骨牌里倒下的最大一个官僚……这个时候，李纪周案审理开始了，虽然李被双规甚至早于赖昌星事发，但结果他却是赖氏官人代表最显赫的一个。在“现场”成为新一轮新闻生产方式之际，对于《三联生活周刊》，更需资源与成本的诸如李纪周、谭晓林调查，提供了另一种路径。所以，报道李纪周是一个机会，断非客套之词。
这是一个可以带来新闻方法论创新的机会。当所有媒体都奔赴“现场”，用最快速度去争夺李纪周的起诉书与判决书的时候，我们转过身去寻找高旭。李纪周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价值，不单是一个犯罪事实，还有他的人生故事。这个主角的悲剧，戏剧的高潮在那里？这当然好玩。而当人物亦逐渐成为媒体发现的新的产品类型，众多以“人物”为名目的媒体登场之际，我们发现其实那些故事的主角，比如谭晓林所处的金三角是有意思的，环境即使不能决定人，也是影响人的选择与行为的核心要素。当然，在这种种行为选择之下，更细致的方法与路径，也有机巧，好在我有机会时常去大学报告一下我们工作的进展，这让我有条件将其整理成文字，这些文字也在，放下不表。
冲突以及冲突背后的人物、环境，当你作为一个记者到达新闻的现场，这些是你去获得比你的同行更多材料的方向。这是我的答案。周正龙“周老虎”那么热闹，但你去镇坪呆上一周，看看这个沸腾的县城各色人等，因为老虎的疯狂，相信也是有价值的，至少比一个科学家发布的阴谋想象要有趣味得多。所以，材料决定一切，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成立，而是你是否有基本的智力分辨你的材料构成及其方向。宣传、体制批判、受众至上……种种，其实，超越这一切遮蔽的关键在于你拥有了材料之后有没有智慧，有了，新闻便成为一种工具，认知世界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资质，发明你的“史观”，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最后，如果从记者本位稍稍换位，来重新思考一下编辑的“价值”观，我自己更倾向认定，编辑的伟大与否其实不取决于他是否拥有思想，而在于他能否向他的时代提出正确的问题。所有的记者从本质上讲，都是去寻找事实解答问题的人。很偶然，有一两个，发明了自己的“史观”。那么，他就能讲出一个传之久远的好故事。
后来，我专程去拜访过一次高旭先生，表示我的感谢。他的安详与淡定，已经显示我的感谢，太过庸常。再后来，我听说李纪周假释，打过一次电话问询，他想了想说，从李的刑期看，不太可能这么快假释……之后，就没有了联络。这个职业见过的那些陌生人，其实多数对媒体无所欲求，只是出自基本的责任与道德感，帮助记者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而新闻这份职业却相对功利，因为他们马上又要奔向另一个新闻现场，那许许多多的信息源，还来不及感谢，便已擦身而过，也许再无碰面可能。那些信息的供给者，比如高旭先生，才是这份职业应当从内心保持感激与感恩的对象。
人生何尝不也是一个故事，是不是一个精彩故事，因人而异。如果也套用前述冲突、人物与环境结构，来看我自己微观的职业环境，我的幸运在于，我碰着了一个天才的编辑朱伟，他对新鲜东西狂热的追求并非修炼而是天性，这对像我这样记者本位，以为记者才是主角的职业人而言，岂只一个荣幸可以概括。因此机缘，那些想象与思考，最终有机会变成一个个的报道。当然，天性之外，作为主编，朱伟的鉴赏能力才是值得真正尊重与赞美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朱伟的情绪与脸色是对错之反馈，这才是精彩的编辑记者关系，至少你会因此而自省。除此，没有他的督促，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会因自己的惰性而放慢脚步。如此种种，《三联生活周刊》终成一份让才华表现的平台——这是我的描述，而我经常的感叹则是，关键是因为朱伟，他鞭赶着你 ：快快写出你的好故事！
与此同时，在有截稿时间压力下的工作，合作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我的那些智力超群的同事们的合作，这里所收集的报道，多数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对于朱伟还有我的同事们，单单一声感谢，太过菲薄。所谓人生故事，在职业上，你们构成并决定了我啊！
当然，论及人生故事，家庭自是不可或缺。我的职业压力，没有妻子以及儿子七七的平衡与纾缓，相信会严峻许多。所以，将这本小书献给他们，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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