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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中国圣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不断印刷出版，其翻译不仅使中国典籍的生命在另一个时空得以延续，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内容简介：
《理雅各文集》第1卷辑录了由理雅各译注的《中国圣书（一）》，包括《书经》《诗经》《孝经》，并将序言、导论译成中文，辅以费乐仁（Lauren F.Pfister）所撰导读。
作为 19 世纪西方汉学的大师，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诠释，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西文明的交流搭建了一座“文化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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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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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儒莲奖”首位获得者（1875），曾在香港工作生活三十年时间。英语世界一部完整翻译“四书”“五经”的学者，为西方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典籍西传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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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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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中国圣书》总论 费乐仁
本卷导读 费乐仁
中国圣书（一）
序言
《书经》（英译本）导论
《诗经》（英译本）导论
《孝经》（英译本）导论
索引 费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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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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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书》第一卷是理雅各为《东方圣书》贡献的第一卷书。《东方圣书》是理雅各著名的同事麦克斯·缪勒主编的一套丛书，总计 50 卷，理雅各为之贡献了6卷。理雅各 1876 年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开始了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的生涯，在他任职仅仅三年后便有了这卷书的出版。此前，理雅各在香港从事传教事业，于 1867年从伦敦会退休，结束了他长达 20 多年的传教士生涯，后来又于1870 —1873 年在香港佑宁堂（Union Church）担任全职牧师。尽管如此，传教期间的理雅各在很大意义上仍然堪称一位汉学家。与英国国内许多普通基督徒一样，理雅各是支持各个活跃在大清帝国的差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理雅各如何把他对中国“圣书”的讨论导向基督徒读者。
作为教授，理雅各不仅要教授学院的课程，还要为整个牛津大学开设讲座。一般一年要开设两次大学讲座，这些讲座大部分都被认真地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在 1879 年这卷书出版之前，理雅各没有讲过其中的任何一部儒经。只是在数年后的 1883 和 1884 年，理雅各才讲了“中国年表”（Chinese Chronology）和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这就会提到《尚书》（理雅各喜欢称之为《书经》）里的事件。后来他有一场“中国诗歌”的讲座，应该会提到《诗经》。理雅各没有开设过关于《孝经》性质或《孝经》注疏史的讲座。
另外，在 1879 年理雅各教授就在他的正常课程中讲授“中国历史”，而且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继续与学生一起学习不同的史书，尤其是《史记》。从 1886 年开始他才为部分课程讲授了部分《诗经》，但《孝经》本身从未成为任何课程的指定读物。
理雅各贡献的这一卷《中国圣书》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包含
了理雅各曾在《中国经典》系列翻译过的两部儒经，包括《书经》（《中国经典》第三卷，1865 年）和部分《诗经》（《中国经典》第四卷，1871 年）。后几卷《中国圣书》都没有包含之前出版过的经书。那么，问题就来了，理雅各是否只是重印了之前他已经翻译和阐释过的《书经》和《诗经》？这样的问题显然有些意外。理雅各作为专注于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译者和阐释者，这样的问题将揭示他学术生涯的许多面相，将表明他是如何认真地重新思考那些翻译的。我们将看到改译的地方并不多，但这些改变揭示了理雅各在智识上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文本，这不仅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学术模式，更是在他到牛津大学之前就养成了。另外，它也表明理雅各的翻译和阐释并非“完美”，也不是没有错误，但这些翻译和阐释是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追求的结果。这其中的许多细节都可在本导读所附的两份表格中看出。
如表所示，1879 年前理雅各不仅出版了《书经》的完整译本，而且还有两个完整的《诗经》译本（一个为散文体，一个为英文韵律体）。但他之前从未出版过《孝经》的译本。他为《东方圣书》准备的所有这些译本与《中国经典》最大的不同是，它们仅以英文呈现，而《中国经典》则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呈现。鉴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经典》针对的不仅是英文读者，也包括中文读者，而且在翻译《中国经典》时理雅各还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但《中国圣书》针对的仅仅是英文读者，是理雅各独立完成的。
我们还应论及本卷书产生的背景，即理雅各其他方面的经历和活动，但读者可在《中国圣书》总论中发现有这些方面的详细论述。其中包括理雅各对中国经书理解的加深，1873 年他最后一次离开香港之后到华北旅行的人生经历，及至 1876 年他担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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